“鐵娘子”為何不相信社會？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塞繆爾•布里坦
既然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的葬禮已經結束，對她照例的譴責也已平息，現在是時候更加深入地評析她的遺產了。我大概是開這個頭的合適人選，因為一方面我不是積極的反撒切爾分子，另一方面撒切爾的小圈子也不把我當成“自己人”。
近日諸多長篇大論都忽視了一點：撒切爾的思想有多少要歸功於基斯•約瑟夫(Keith Joseph)？作為一名保守黨員，約瑟夫曾幫助推動真正的自由市場思想重新登上政治議程。
我這麼說並非要貶低撒切爾的遺產。恰恰相反，她常說：“有一天人們將認識到他們有多感激基斯•約瑟夫。”1996年，她在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Policy Studies)紀念約瑟夫的演講中發表了上述言論。演講上半部分講述自由經濟和自由社會的聯繫，下半部分討論歐元計劃的危險性。這些內容歷久彌新，至今仍具有重要意義。
我要用她的一句話開始論述，這句話定義了她這個人，甚至還在她的葬禮上被提起。有人認為這是她所說過最差的一句話；我卻認為這是最好的一句。
“我想我們經歷了這樣一個時期，太多人理所當然地認為，如果遇到問題，政府有責任解決這個問題。'我遇到問題了，我需要政府的資助。我無家可歸，政府必須為我提供房屋。'他們把問題都扔給社會去解決。可是，你們明白，根本就沒有'社會'這種東西。世上有個體的男人和女人、有家庭。政府只有通過人民才能有所作為，而人民首先必須指望自己。我們有責任照顧自己，然後是照顧鄰里。人們過於重視自己的權利，卻忽視義務。若不履行義務，則無權利可言。”
我想，撒切爾的意思是，人們首先應當試圖解決自己的問題和親友的問題，走投無路時才能依賴政府。政府只是一種機制，通過它，人們可以互相幫助，並強迫不勞而獲的人做出貢獻。在我的理解中，她的話是“方法論的個人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的表達（但願她不是在演講稿撰寫者的勸說下說出這番話的）。
我在我的著作《有人性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With a Human Face)中嘗試過解釋這一切。簡而言之，方法論的個人主義是指，複雜整體的運作機理一定能夠以個體成員的形式表達出來——化學元素用原子表達，原子用亞原子粒子表達，國家用公民表達。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得到一大批經驗主義思想家的支持，其中有些人的政治觀點與撒切爾大相徑庭。
Capitalism With a Human Face - Samuel Brttan - Google Books
Sir Samuel Brittan, the doyen of British economic journalists, explores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economics, ethics, and politics while assessing the merits and ...例如，古典自由主義哲學家卡爾•波普(Karl Popper)探討了戰爭的抽象概念。 “戰死的許多人——或者說是身著軍裝的男人和女人——才是確定的。”18世紀的蘇格蘭哲學家大衛•休謨(David Hume)提出，國家是個人的集合。很多所謂傑出的哲學家否認這一理論，如被高估的黑格爾(GWFHegel)。黑格爾說：“人類具有的一切價值——一切精神的現實性，都是由國家而有的。”
撒切爾被指責沒有為英國北方的衰落工業提供支持。她清楚地認識到，這種支持不會來自一種稱為“國家”的神秘實體，而應來自公民同胞。她可能是對的，也可能是錯的。但這與她個人的慷慨與否無關。有吹毛求疵的政治哲學家認為，如果撒切爾想成為真正的方法論個人主義者，她本不會在那場著名的講話中加上“家庭”。這好比說“世上沒有森林，只有喬木和灌木”。她不會愚蠢到沒有發現這一點，但她並不是在給別人上政治哲學課。她要說的是，為窮人和困難地區提供的援助必須來自別處——即所在國家的居民。
遺憾的是，她未能將這種簡化主義(reductionist)的思想應用於外交事務。世上不存在德國、英國和阿根廷，只有由個人組成的複雜實體。一位英國公民對英國人性命的重視有理由超過對阿根廷人性命的重視，但認為後者毫無價值則是不合理的。必須承認，即便人們習慣性地從這些角度思考，他們或許仍然會認同死亡是避免領土丟失等等的“必要之惡”。但假如總是進行這樣的解讀，有時或許會催生出民族主義色彩較弱的政策。即便是她想必也直覺地意識到了這一點——當一艘戰艦在福克蘭群島(Falklands)附近沉沒時，撒切爾為喪生的將士哭泣了40分鐘。
譯者/徐天辰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